在于都县贡江镇芦山村，有一位来自湖南平江的苏区失散女红军——华可英，却被当地人尊称为“兴国婆婆”。说起这个名称的由来，它引出一个悲壮、凄凉的故事，饱含了一个苏区失散女红军的血与泪……

华可英1909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黄金乡一个贫苦农民家中，由于家境贫寒，她从小就对地主阶级和封建势力有着刻骨的仇恨。平江起义的胜利及湘赣边土地革命的蓬勃发展，深深影响了年轻的华可英，她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由于她工作积极肯干，斗争性很强，很快就成了当地的革命积极分子，并加入了党的组织。

1933年华可英被调到少共湘赣省委工作，在同年10月湘赣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并于1934年1月光荣地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大会闭幕后，华可英被当时中央苏区火热的斗争情景所深深感染，她主动要求留在中央苏区参加革命工作。后被分配在反帝大同盟工作。1934年5月，经组织批准，她和相爱已久时任湘赣省劳动部部长（后留中央检察委员会工作）的冷郭仪在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登记了结了婚。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了。当时组织上曾动员华可英回乡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但年轻的华可英却坚决不肯回乡，她说：“我是党的人，我要誓死为革命。”在她的坚决要求下，党组织把她安排在赣南省登贤（现属于都）县的小溪区工作。

随着苏区斗争形势的一步步恶化，中央苏区已大部分沦为敌手。1935年初，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和红军部队，在敌人的重兵步步紧逼包围之下，被压缩到了狭小的于都南部山区，陷于极为被动和危险的境地。面对如此危急形势，为保存实力，中央分局决定十路突围。此时，由于斗争的需要，华可英不得不和其亲密的战友、丈夫冷郭仪分手。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冷郭仪受命随独立三团行动，突围到湘赣边坚持游击战争，而华可英则奉命就地留下坚持斗争，参加了登贤县小溪区游击队。谁知这一分离，竟成了他们夫妻情缘的永远结束。留守苏区的党政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分别突围离开于都南部后，敌人对于都南部地区大规模军事清剿也就开始了。4月间，华可英所在的小溪区游击队在转战中遭到敌人重兵包围。恶战之后，游击队领导牺牲，队伍被打散。幸免于难的华可英，此时孑然一身，同捜捕之敌周旋于深山老林之中。她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孤立无授。饿了，以竹笋、野果充饥，渴了，喝几口山泉溪水，累了，找山洞、树枝栖身。然而这一切困难都不能动摇她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她顽强地在山林中坚持斗争，不断翻山越岭，期望能找到党的组织，找到失散的革命战友。

就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刻，华可英发觉自已怀孕了，这个孩子在这最不该来的时候却偏偏来了。然而她想，这是自己和丈夫爱情的结晶，是革命的后代，只要自己活着，就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并抚养成人，否则，就有负于丈夫，有负于革命。于是，她在内心深处不断提醒自己要坚持、要为孩子活着、为中国革命活着。

也许是华可英的执着感动了上苍。艰难辗转半个多月后，她终于在群山连绵，重岭叠峰的于南祁山一条深沟里同两位失散的游击队的女战友巧遇。三人想见，既喜又悲，顿时抱头又亲又哭。悲喜之后，她们合计，与其在这漫漫群山中盲目瞎转，倒不如设法走出去，趁着夜色偷渡于都河到其他游击区去寻找组织，主意确定，立即行动。他们白天隐藏在山中，晚上绕开大路，穿沟越岭，巧避敌人岗哨，直向于都河进发。第四天晚上，她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大山，来到了于都河边。但是，只见江水滔滔，一片黑黝黝，各个渡口上，均见敌哨影绰，口令声声，把守甚严。显然，要想当夜偷渡过河，那是不大可能的。面对这种情况，三个人顿时都陷于无奈之中。好一会儿后，其中一位战友则提出说她有亲戚住在附近的芦山乡（现贡江镇的芦山村）看是否先到其亲戚家暂时隐蔽起来，然后寻找适当的时机以渡河转移。华可英和另一名战友商量认为，暂时也只好如此了，不然天一亮，就要被敌人发现了。

也许命运中注定了华可英要经历这番人生悲惨磨难。住下不到一天，他们便被当地的伪甲长卜顺福发现并遭逮捕，押送到了乡联保处投入了监牢。几天后，本地的那位战友由其家人出钱赎买，保释出狱。而华可英和另一名战友则因是外乡人，无亲朋赎买保释，遭到了刑讯逼供和非人折磨。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华可英毫不畏惧，始终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一口咬定自己是兴国人，姓曾，路过此地。伪保长肖斋寿审讯了几天，也一无所获。但老奸巨滑的肖斋寿不肯善罢干休，他见华可英年轻、漂亮，便产生了与其杀掉不如卖人赚钱的鬼主意。于是，他威逼华可英：“只要你肯嫁给我们肖姓人，马上就可以给你自由，否则，我就要把你这个‘赤匪’婆送县府究办”。面对敌人的淫威，华可英宁死不从。经过几天的抗争，在这孤立无援、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为了腹中的孩子，华可英忍辱负重，被迫含泪屈从了肖斋寿的淫威，她被肖斋寿以十几个光洋的价格卖给了芦山乡村年轻的木匠肖建顺为妻。从此，华可英这位刚强的湘藉红军女战士，便被当地人当成了兴国人，同时因不知其姓和名而被人称为“兴国婆”。

也许是命运之神总是喜欢捉弄善良的人们，她和冷郭仪的孩子在出生后不久便因病夭折，这对华可英犹如一个晴天霹雳。孩子没了，已向湘赣边突围转移的丈夫也杳无音信，党的组织又不知在哪里，这一切几乎使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然而刚强的华可英又挺住了，因为她相信，革命胜利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历史总会还自己一个清白。她常常独自一人在晚上仰望满天繁星，思念远方的亲人，思念党组织和战友，然而这一切都只能压在心底，默默地承受痛苦的煎熬。1947年丈夫肖建顺去世后，华可英独自一人侍奉着年迈的婆婆和寡居的大嫂，抚养两个孩子，她以勤劳、善良和孝顺，赢得邻里乡亲的称道。

新中国成立后，获得身心解放的华可英以更加饱满的革命热情，再次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她先后担任互助组长、初级农业社社长、高级农业社妇女主任、芦山村妇女主任。为乡亲们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邻里有纠纷，乡亲有困难，都爱向她诉说，华可英也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们。由于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人们都亲切地叫她“兴国婆婆”。但她对自己以前的经历从不向人提起，也不找组织提什么要求，甚至连自己的儿子、儿媳都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一直以一个普通“兴国婆”的身份默默地奉献着。直至1984年，冷郭仪通过组织来寻找她时，当地政府和乡亲们才发现这位被人叫了半辈子“兴国婆”的华可英，不仅不是兴国人，而且还是一位来自湘省平江县的隐姓埋名几十年的苏区红军女战士、女党员、女干部。1988年，华可英带着对人生的无限着恋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离开了人世。她去世后，芦山村的村民仍然常常谈起这位勤劳、善良、刚强的伟大女性，人们仍像从前一样，尊敬地称这位来自湖南平江的她为“兴国婆婆。”